5月18日，“问蜀——东周时期的蜀文化展”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博物馆开展。图为当日，参观者正在观看、拍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人面具。新华社记者 贝赫 摄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2日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在中华文明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值此一周年之际，从“文明起源”“文明特性”“文明发展”“文明互鉴”四个维度采访权威专家，推出系列稿件，深入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敬请关注。
——编者
特邀嘉宾
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
关强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赵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至三期首席专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此，记者对相关专家进行了采访。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探究为何如此重要？
关强：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人类历史研究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如何起源、何时形成、如何赓续、特点有哪些、在世界古代文明发展史上地位怎样等，广受关注。
要弄清历史脉络、还原历史真相，需要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从考古发掘中获得新资料、在考古研究中找到新依据，这也是当前我们多学科多角度开展中华文明起源探究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等研究成果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再现各地文明演进情景，展现了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表明了中华文明历经时间、空间、王权、社会性质等变化，但文明形态没有断裂、文明底蕴历久弥丰。农业、玉器、都城营建等文明要素均在考古学文化属性上呈现出清晰的继承关系。
赵辉：上个世纪80年代，针对当时若干重要考古发现，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苏秉琦先生分别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当时，通过殷墟和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我们知道了商是一个成熟的文明。二里头的发现，学者们大都认为这应该是夏代的都城，它也展现出一个成熟的文明形态。夏鼐先生认为在夏代之前应该还有一个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就要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去了。苏秉琦先生看到了大地湾仰韶文化宫殿式建筑，看到了红山文化牛河梁的“坛庙冢”和良渚大墓的考古发现，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中华文明“提前了一千年”。当时的主流认识是，中华文明有4000年历史。1996年，浙江举办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学术研讨会，良渚是否是国家又成为了最重要话题。
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提出后，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此同时，鉴于问题所涉范围广、内容复杂，非个人研究能力所及，于是1990年前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徐苹芳先生两次组织各地专家调研考古新发现，集体研讨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自此，有关问题的研究在形式上开始向集体协作上变化，2002年启动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无疑是对该问题研究阐释的“大手笔”“大举措”。
王巍：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文明经历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基因。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地域辽阔、环境多样，中华文明因此经历了多元起源、碰撞交流、融合一体的独特进程，孕育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国体系和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形成了核心引领、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趋势。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历程，就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发展的历程。这样的历程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后，“大一统”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的最高价值和理想。中华文明形成了独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以农业为基础，以宗法制度维系社会组织，以礼制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以德规范人伦关系，以天人合一的观念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我们道路自信的根源。
文明起源研究是人类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课题。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中原王朝为引领的一体化趋势是如何形成的；中华文明为何会走出一条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延绵不绝的道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道路和机制有何特点；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如何等。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考古学研究为基础，多学科联合攻关，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总结早期中华文明发展的道路与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及其多样性的研究做出中国学者的贡献，同时为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记者：史料文献与实物考证相互印证，才能称之为信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怎样实证中华文明史？
关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探源工程由科技部立项，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作为主要承担单位，国内外数十家科研单位、20多个学科的5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2002年6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预备性研究。2016年12月，工程第四阶段顺利结项。工程第五阶段研究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于2020年12月启动，计划2024年12月结束。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成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多年文明。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二是丰富了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认知。基于百余年来中国田野考古学成果的科学总结，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该方案的提出冲破了西方学术界“文明三要素”的理论桎梏，是中国学者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的原创性贡献。三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了总体认识。探源工程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研究表明，多元一体文化现象背后的各地方社会，在其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在各自的环境基础、经济内容、社会运作机制以及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面，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呈现出多元格局，并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成为夏文明的典型代表，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肯定，他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国际学术界曾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为文明社会的标准，称之为“文明三要素”。通过对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研究可知，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这“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随着世界各地考古发现和研究取得的进展，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世界各地可以有符合自己古代社会发展特色的文明形成标准。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历史文献和古史传说为参考，更重要的是，百年考古获得的极为丰富的考古材料。这些揭示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了阶级、王权和国家。
根据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出进入文明社会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在距今5000多年前后，中国各区域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区域中心逐步发展为规模宏大的都邑。制作玉器、绿松石器、精致陶器、漆器等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并为统治阶层控制。各地区都出现了脱离劳动、专门管理社会事务的阶层，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贵贱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出现了掌握军事与宗教权力的王，及由王控制、依靠社会规范和暴力进行管理的政体——早期国家。都邑内有王居住的宫殿等高级建筑、埋葬王和统治阶层的高等级墓葬，彰显统治阶层身份的礼器和礼制。出现了奴役现象，一部分人为贵族殉葬或被用于宫殿奠基。中国考古学的这些发现，足以证明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物化形态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物化形态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证明当时的剩余劳动能够供养公共权力机关，使一部分人脱离生产专门从事管理和精神信仰方面的事务。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就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以及相关的背景和原因，得出了以下认识：距今10000年奠基，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5000多年进入文明社会，4300年中原崛起，4000年王朝建立，3000年王权巩固，2200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
记者：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未来应该朝哪些方面努力？
赵辉：经过40多年的努力，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重要的进展。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的确，较之于中华文明这一问题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而言，这些成绩只是在解决该问题的道路上的第一步，未来还需要持续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
重视“历史主义”的研究角度，也即文明个案的研究。中国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尽相同，不同地方的文化就有了自己的特点和传统，即所谓文化“多元”。它们又彼此为邻，交流日盛，于是又形成“一体化”的整合发展方向。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就需要了解这些特征的来源以及各地方文明在汇聚凝炼过程中的形式、内容，解读清楚各地方社会的文明化进程。
需要开展世界上不同早期文明的比较研究。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不只是了解过去，同样肩负着解释当下的任务，还要承担起说明白“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东方之所以成为东方而和西方不同”这样一个任务。要扩大国际视野，开展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如此才能更精准地把握中华文明的道路、特点、特质。同时，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更加重视历史理论的建设。当前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力求在对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问题准确理解的基础上，提炼出中国的历史理论。一方面解答中国道路之历史必然，另一方面为丰富和完善世界文明史、人类文明史做出中国学界的贡献。要深刻认识这一系统工程的复杂性以及解决该问题的考古学科能力建设的艰巨性，务必保持清醒冷静、切忌浮躁飘忽，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关强：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运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我们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当前，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对长江、黄河和西辽河流域以外地区的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阶段有了框架性的认识，但仍需在拓展时空范围、进行文明比较等方面开展工作。
要拓展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目前，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时间上限，已经从文明形成的距今5000多年进一步向更早的年代追溯，我们需要探讨这些文明因素是如何起源发展的；与此同时，对于距今3500年的商代和西周时期国家的政体、管理与运行机制、文明基因的传承与发展等问题，还有很多研究需要不断印证完善，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做更多研究。
要拓展研究内容的空间范围。对于我国西北、西南和华南地区如何融入中华文明，以及在融入过程和关键时间节点等方面，都还需要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