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为文为官，当名实相符，誉不虚出。苏轼在《答毛滂书》中写道：“世间唯名实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苏轼告诉毛滂，文章之可贵，在于高下有差别。如何来评判文章优劣？苏轼作了精辟的阐述：新进学者的文章靠先辈推荐而展示于世，受到一些人的重视，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文章的品位高低优劣是由“众口”决定，绝不是一个人的抑扬褒贬所能左右的。
事实上，文章好坏，自有评说，其名不靠一时推荐，靠千古公论。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有言：“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好的文章，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是靠自身的文采流传于世。唐代诗人裴谐，一日经过杜甫坟前，写下“名终埋不得，骨任朽何妨”的诗句。这首诗告诉世人，杜甫的文章，“光焰万丈长”，人虽逝去，但名声永留芳。欧阳修在《苏氏文集序》中写道：“斯文，金玉也，弃掷埋没粪土，不能销蚀。其见遗于一时，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让欧阳修赞誉的苏舜钦，其诗文开创先河，名实风采，光耀后人。
“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文章功业，须经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来不得半点虚假。俗话说，刷金的菩萨不经擦，吹大的气球最怕针。如果虚浮造作，名不副实，迟早会露馅，也会被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只有“以实浮于名”，才能让世人真正佩服赞赏。
作文与做官，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做官者要想赢得好名声，绝不能靠投机取巧得来，而要靠实实在在干出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廉政勤政的楷模；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国情怀名传千古；王阳明“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知行合一的观念深刻影响后人……这些为官者的荣誉不是自封的，而是凭借实际的成果获得人民的认可、历史的馈赠。
“名者，实之宾也。”一个人的名，是靠他的实绩来支撑的。名声的大小，取决于实绩的多少。所谓实绩，既包括对人民的贡献，也包括良好的品格修养。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带领干部群众治理“三害”，兰考人民至今“看到泡桐树，想起焦裕禄”；谷文昌怀揣“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党来干什么”的信仰，带领东山干部群众把人间荒岛变成海上绿洲，“先祭谷公，后祭祖宗”成为东山百姓延续至今的传统；黄诗燕严于律己、勤奋敬业，惟愿“省点时间干点事”，被群众誉为“最美扶贫书记”。事实证明，脚踏实地工作，俯首为民办事，才能经得起历史的客观检验，在群众心中铸就恒久丰碑。
“古之君子，耻有其名而无其实。”今天的党员干部，更应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做到实干立名、名副其实。须知，只有坚持以“真”为工作托底，用“实”让业绩生根，才能无愧于人民公仆的好名声。（桑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