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会见》（左为瞿秋白、右为列宁）油画 徐立森 绘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起草的《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手抄本）
“‘山河’代表空间，代表我们脚下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岁月’代表时间，代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风雨历程，也代表那些成千成万的先烈们用生命写下的流金岁月”，这是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总撰稿兼总导演夏蒙写下的一段话。
《山河岁月》第一季播出一周以来，得到认可与好评。有人评价，“这是迄今为止容量最大的红色纪录片，也是展示党史上重要人物最多的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既有广阔的视角、恢宏的气势，也有感人的细节、创新的形式，让我们进一步读懂百年奋斗的壮丽史诗。
在第一季中，《山河岁月》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峥嵘岁月，尤其是第一、三、四、五集中都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我们提供了按图索骥式的指引。我们沿着这部片子提供的线索，继续挖掘激情燃烧年代一段段动人心旌的往事。
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
将马克思的名字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叫李提摩太，是英国传教士。他在中国生活了45年，戊戌变法中，他与梁启超、康有为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同时他和李鸿章、张之洞等晚清要员也有较深的交往。
李提摩太在中国办了一份期刊《万国公报》。1899年2月，他和蔡尔康合译《大同学》，刊发在《万国公报》上。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马克思和《资本论》的相关介绍：
“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
这篇文章，把马克思的国籍弄错了，误以为他是英国人。不过文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却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这篇文章最早，但是并没有引起当时人们的关注。
真正让马克思这个名字走入中国人视野的，是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麦喀士，日耳曼社会主义之泰斗也。”这里的麦喀士，就是马克思。正是因为梁启超的介绍，马克思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
苏俄渠道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主要有三个渠道：“苏俄渠道”“日本渠道”和“西欧渠道”。“苏俄渠道”，又称为“东方路线”，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和巨大的。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通过《山河岁月》第五集《去远方》可以了解到，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的知识青年都想到苏俄感受社会主义的力量，因为十月革命对整个人类都是巨大的冲击和震动。
因为瞿秋白精通俄语，所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他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他遇到了列宁，并且进行了交流，感受到了俄国人对列宁的拥戴。
本来是作为特约通讯员来到俄国，却给了瞿秋白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深入考察苏俄的机会，由此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俄共（布）党组织，成为我们党史上较早的研究和宣传共产国际的人。
1921年，莫斯科创办了东方大学，成为面向全世界招收党政干部的国际性学校。东方大学专门设立了中国班，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来此学习，包括罗亦农、刘少奇、王一飞、任弼时、萧劲光、俞秀松等三四十人。
他们学成之后，大多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回国之后，通过各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改造世界上具备强大的可行性，让他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
因此，尽管李大钊、陈独秀都是在日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真正对他们影响更深刻的则是十月革命后来自苏俄方面的震撼。因为，十月革命促使了中国先进分子“新的觉醒”。
1915年9月，陈独秀就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这本刊物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此，陈独秀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目前政象薄之。”
同样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李大钊备受鼓舞，“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
李大钊敏锐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他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和演讲，传播马克思主义。不惟理论，在实践上，1920年3月，李大钊倡导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组织。
日本渠道
1920年之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是日本，主要代表人物有李达、李汉俊、杨匏安、陈望道等。
“日本渠道”，主要是因为中日两国密切的地缘政治关系，尤其是近代以来两国民主运动发展与政治文化交流非常密切。比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有旅日求学的经历，他们通过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李达曾三次到日本求学。跟前两次求学大不一样的是，第三次他放弃了理科学习，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翻译了三本著作：《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而这三本译著则总体上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李汉俊12岁就赴日求学，1918年李汉俊回到上海，向进步青年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推荐马克思主义，影响了很多人。董必武曾经回忆：“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来自广东的杨匏安，在中学时期就读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大量著作，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发展脉络。正是带着这样的脉络和问题意识，到日本求学后，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回到广州后在《广东中华新报》副刊连载《马克思主义》，成为华南地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述。
西欧渠道
“西欧渠道”，则是因为当时赴法勤工俭学而起。其实，严格来讲，应该称为旅欧勤工俭学，因为当时除了法国，还有比利时、德国等。与“日本渠道”所接触的日文译介及解读相比，旅欧勤工俭学人员接触的直接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这项运动，先后有1700多人参与。主要代表人物有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等。
周恩来于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学联办公室成立了觉悟社，并且创办了《觉悟》杂志。
在《觉悟》上，周恩来发表了自己曾经写过的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一首诗：
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娇妍。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娇妍。
这首借景抒情的诗，看得出来作者当年的心境——在“模糊”中追寻“一点光明”！
1920年11月，周恩来登上法国“波尔多斯”号来到法国，建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终生不渝！
除了读书学习，还有各种实践，让周恩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据何长工回忆，每到周末，周恩来就到巴黎附近的大学区、学生集中的小咖啡馆演说，“他那沉着坚定的姿态，铿锵有力的言辞，使听众鼓掌不绝”。通过何长工的这番描述，我们可以真切体会到周恩来深深的人格魅力。
所以，在学成归国之时，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对周恩来作了如下评语：
“为人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
未曾出国留学的毛泽东，在中国的大地上，同样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1918年11月，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举办庆祝协约国战胜大会，李大钊是登台演讲人之一。
毛泽东也就是这样结识了李大钊，在中央公园，他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北国的深秋，红叶尚未落尽的中央公园，永恒地定格了这位演讲者的形象。毛泽东阅读李大钊等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实地到长辛店调查，了解工厂生产和工人生活状况。1918年的北京之行，是毛泽东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开端。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等创办《湘江评论》。几个月后，毛泽东二次来到北京，这次促使他彻底转向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8月，毛泽东回到韶山。“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南岸上屋场的老屋犹在，但父母却已经双亡。
于是，毛泽东带着弟弟和妹妹离开了故乡韶山。
这一走，毛泽东的兄弟姐妹最终成了与他一道为伟大事业而献身的革命同志。（刘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