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桐城，文气沛然。桐城派散文倡导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六尺巷传承相互礼让、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六尺巷故事的主人公张英，以一封家书化解了邻里纠纷，以一部《聪训斋语》影响后人治家。品味《聪训斋语》中的家教智慧，或能使我们更加懂得六尺巷的可贵。
张英始终敬慎，以随分知足告诫子弟
提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安徽桐城，熟悉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读者，首先想到的应是以这座城市命名的文学派别。清代中期，桐城人方苞开创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并称为桐城派“三祖”，他们都是桐城人，共同将桐城派发展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
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在姚鼐这里发展完备，他主张“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即儒家道义与文学的完美结合，天赋与后天的学习完美结合，同时为了呼应清代中期考据学的昌盛，主张“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姚鼐家族诞生了多位文学家，姚莹是姚鼐的侄孙，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在台湾为官，与时任台湾总兵达洪阿一起，领导了台湾的抗英斗争。姚莹忧心国家前途命运，提出为学“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将考据变为多闻，可见其关切之处，已不在故纸堆中埋头考证往昔的人和事，而要抬起头来仔细打量外界的新动向。
姚莹之孙姚永朴、姚永概皆有文名。姚永朴在北京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讲授包括桐城派散文在内的传统文史课程，著有多部著作。在《旧闻随笔》中，姚永朴讲述了一位桐城老乡的故事：
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书，遂撤让三尺，吴氏感其义，亦退让三尺，故六尺巷遂以为名焉。
张文端公即张英（1637年—1708年），他的整个为官生涯都在康熙年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康熙帝曾称赞张英“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
康熙四十年（1701年），张英因身体欠佳乞求致仕回乡，获得康熙帝同意。在七年乡居岁月中，张英有更多时间与儿孙相处，享受天伦之乐，指导儿孙如何为人处世、读书写作。《清史稿·张英传》提到张英“自壮岁即有田园之思，致政后，优游林下者七年，为《聪训斋语》《恒产琐言》，以务本力田、随分知足告诫子弟”。
如果说桐城派为桐城在文学史上争得一席之地，那么张英则为桐城留下了一条六尺巷、两部传家书。两部传家书中，《聪训斋语》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晚清曾国藩说：“颜黄门《颜氏家训》作于乱离之世，张文端《聪训斋语》作于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极精”，将《聪训斋语》与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相提并论。曾国藩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表示，《聪训斋语》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此书“皆教子之言，其中言养身、择友、观玩山水花竹，纯是一片太和生机，尔宜常常省览”。
“终身让路，不失尺寸”，与人为善才能家道长久
《聪训斋语》共两卷，涉及内容颇多，文笔亦好。正如张英自己所总结的，“予之立训，更无多言，止有四语：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尝将四语律身训子。”
古往今来，凡治家者，无不寄望家人培育美德。在张英看来，积德之家不会倾覆，而能常保家庭稳定、兴旺。在《聪训斋语》中，他教导子孙“与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须有益于人，便是善人”。
中国古代有非常完整且严格的衣冠制度，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都是极有讲究的，尤其对于为官者而言，衣冠不整是有可能遭到弹劾的。张英结合自己的经历讲道，有一日，他穿着朝服出门，在巷口远远看见一个人，对他嚷道：“今日是忌辰。”忌辰即先人、父母去世的日期，是不应穿着朝服的。张英听后，赶忙回家换了一身衣服，他虽不知这位提醒之人是谁，但心中十分感激，因为他的提醒，张英得以避免被他人指责。
张英由此感叹：“如此等事，在彼无丝毫之损，而于人为有益。”他希望子孙能“一言一动皆思益人，而痛戒损人”，尽量多给人施以援手，绝不要落井下石，如此能够积累起好名声，使他人听到自己的名字，就如见到了凤凰、采到了人参一样高兴。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为利而争是常有的事。孔子曾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如果放任各人唯利是图，则人与人之间就多有怨恨，于社会是不利的。孔子此言，并非说不得求私利，而是不得放任求私利。
那么，张英的看法是什么呢？他的态度直截了当：“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争也，我一人据之，则怨萃于我矣。我失便宜，则众怨消矣。”张英提醒子孙，不要忘了自己从父祖辈继承而来的优渥的生活条件，不要爱占便宜惹人讨厌，而应依凭这样的生活条件，“立身醇谨，老成俭朴，择人而友，闭户读书，名日美而业日成，乡里指为令器，父兄期其远大”。令有美的意思，令器即人才之意。
不占便宜、与人为善的家风，在六尺巷的故事中鲜明体现出来。由《聪训斋语》中的一则家训，我们可以想见张英接到家人来信后的心理活动。张英在这则家训中引用了古人的话“终身让路，不失尺寸”。让是一种美德，《左传》甚至说：“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满招损、谦受益，多忍让并不是坏事，他希望子孙牢记：“自古只闻忍与让，足以消无穷之灾悔，未闻忍与让，翻以酿后来之祸患也。”
张英又说：“欲行忍让之道，先须从小事做起。”张英曾在刑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得以接触到重大案件的案卷，他发现许多大讼大狱都是从极小的事情发展起来的，倘若在此阶段，有一方能够忍让，事情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张英由此感叹“君子敬小慎微，凡事只从小处了”，吃得小亏就不致吃大亏，受得小气就不致受大气。
与古代许多家训作者一样，张英亦推崇儒家的君子人格，忍让是君子人格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君子应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气质？张英在《聪训斋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古人佩玉，朝夕不离，义取温润坚栗。君子无故不撤琴瑟，义取和平温厚。”
君子比德于玉、比德于琴，温柔敦厚而不乡愿，能够为正义、为理想挺身而出，有所为有所不为，无怪乎张英会推崇《中庸》。他说：“人之居家立身，最不可好奇。一部《中庸》，本是极平淡，却是极神奇。人能与伦常无缺，起居动作、治家节用、待人接物事事合于矩度，无有乖张，便是圣贤路上人，岂不是至奇？”在极平淡中孕育着至奇，此间深意，或与时下颇受欢迎的苏东坡的一句词相通，“人间有味是清欢”。
谨慎择友多读书，在独处中提升人生境界
张英致仕后，在城外的龙眠山中筑室隐居。他喜欢龙眠山的佳山秀水，为故乡的佳山秀水撰写了不少清新优美的文章，有学者认为，这些文字“实开桐城派文风之先河”。
在佳山秀水中，自然少不了读书这等美事。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讲述了在龙眠山读书与古人神交的体验：“余昔在龙眠，苦于无客为伴。日则步屧于空潭碧涧，长松茂竹之侧；夕则掩关读苏、陆诗。以二鼓为度，烧烛焚香煮茶，延两君子于坐，与之相对，如见其容貌须眉然。”二鼓时分是晚九点到十一点，张英夜读苏轼、陆游的诗，读到入迷处，以为苏轼、陆游来到了自己面前，那么便请这两位客人坐下，面对面地交流。
张英的家训中有很多篇幅指导子孙读书习文，在他所处的时代，读书的重要目的是科考入仕，这对于维系家族地位至关重要，张英强调读书，强调研究科考范文，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张英同时也看到了读书对修身养性的作用。读书之人与不读书之人，在气质上是不同的，虽为贫寒之士，但饱读诗书，“胸中淹博，笔下氤氲，则自然进退安雅，言谈有味”，别人见之，自然心生敬意，所以张英说：“读书固所以取科名、继家声，然亦使人敬重。”
读书之人，从书中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面对自己所处的困境，会有更通透的理解。人生总会遇到不如意的事，“自不读书者见之，似为我所独遭，极其难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于此者，特不细心体验耳”，须知，苏轼、白居易、陆游这些“千载闻人”也经历了许多挫折。倘若能静下心来，持平来看自己的遭遇，或许不会那么焦虑与急躁。
张英劝诫子孙趁年轻，要“独读快意书、对佳山水”，这两种嗜好会给自己带来许多快乐，而喝酒、赌博这些事虽然也会带来一时快乐，却易惹麻烦、招致痛苦，喝酒、赌博这些事必聚友才得行，这些人是损友还是益友，自不待言。张英诚恳希望子孙，“与其狎无益之友，听无益之谈，赴无益之应酬，曷若珍重难得之岁月，纵读难得之诗书，快对难得之山水乎？”
前文提及，张英的家训有四个要点，其中之一是“择交者不败”。张英久经官场，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多逢险阻，人情物理，知之颇熟”，所以不厌其烦地劝诫子孙务必谨慎择友。他甚至认为“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这既是从他的亲身经历出发得到的认识，也基于张英家族传承数十年的家训，他提及自家家训有云：“保家莫如择友”。
张英认为立品、读书、养身、俭用是“立身行己之道”，“而其关键切要，则又在择友”。他尤其关注年轻人的择友问题，因为“人生二十内外，渐远于师保之严，未跻于成人之列，此时知识大开，性情未定，父师之训不能入，即妻子之言亦不听，唯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若兰”，倘若交到损友，则立品、读书、养身、俭用这四件事“荡然而莫可收拾矣”。还有可能，只听朋友的话，听不进家人的劝告，而竟与家人反目成仇，失了家庭和睦。
张英告诫子孙，朋友不必多，“汝辈但于至戚中，观其德性谨厚，好读书者，交友两三人足矣”。由此可见，张英认为交友的标准，要以道德文章来衡量，道德高标、学行优秀的人必然不多，所以两三人足矣，多则无法维系这样的标准。交友宁缺毋滥，滥交朋友，与之嬉戏游玩，“耗精神而荒正业，广言谈而滋是非，种种弊端，不可纪极”。
张英的几个儿子受到良好家风的熏陶，都有所成就。次子张廷玉的成就最大，历仕康雍乾三朝，重视建章立制，勤勉于职，廉洁奉公，是清代唯一配享太庙的文臣。三子张廷璐，两任江苏学政，选拔出刘纶、沈德潜等人才。六子张廷瑑，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性格诚笃，“刻苦砺行，耿介不妄取。”他们的事迹，无疑使《聪训斋语》中的谆谆教诲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