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余姚市纪委监委利用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打通该市现行招投标系统业务数据接口，对交易数据开展实时的“嵌入式”监督。图为近日，该市纪委监委干部对预警信息开展分析研判。 饶帆帆 摄
6月7日下午，浙江省义乌市某街道纪工委干部忙着走访村社，核查义乌市纪委监委转来的大数据预警信息。预警显示，辖区内某村干部涉嫌违规分包总价近40万元的工程。该信息指向明确、可查性较强，街道纪工委迅速对相关人员党纪立案，仅用3天时间就基本查清了违纪事实。
大数据开启信息化发展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三次全会均对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作出部署。浙江省纪委监委对此高度重视，建设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覆盖基层、司法、行政、国企高校等重点领域、关键场景，通过监督模型预警、数据碰撞分析，实现对公权力全天候监督，推动区域性领域性问题系统治理。该省纪委监委负责同志认为，用好大数据，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纪检监察各项业务，是贯彻落实国家大数据战略和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三次全会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答好的时代课题。
如何利用大数据开展公权力监督？如何推进大数据技术与纪检监察业务深度融合？如何借助大数据，推动监督融入治理，进而提升治理效能？我们来看浙江实践。
破题：以规范村社区公权力运行为起点，见证大数据的力量
2021年2月18日，浙江省委部署开展全省数字化改革，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以规范基层村社区公权力运行为起点，浙江省纪委监委开始大数据赋能监督的系统化探索。
开展大数据监督，数据是基础。但村社区没有全省统一的权力运行平台，也就没有规范的、便于计算机分析的“活”的行权数据，从省级层面开展大数据监督无从谈起。
推动建设一个统一的基层权力运行平台，为大数据监督提供“源头活水”，是摆在面前的首要难题。
当时，浙江多地在规范基层权力方面各有探索。浙江省纪委监委下沉一线，持续调研各类监督应用使用情况，广泛开展试点，有序推进整合，建设成集权力运行、纪检监察监督、群众监督于一体的基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实现了基层行权数据实时归集。
“审批全走线上，全流程可追溯；群众办事不见面，廉洁风险降低；数据自动推送，基层不添负担，我们这村干部用得溜得很！”义乌市大陈镇红旗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陈黎明深有感触。
红旗村搭建的数字村务应用经义乌市纪委监委完善推广至全市，继而被浙江省基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吸纳借鉴。在陈黎明看来，基层思路能够被省级平台借鉴，充分体现了省纪委监委求真务实的理念。“监督平台也是村社干部的办公平台，用基层的力量去建基层的平台，干部会用能用，觉得好用。同时，权力运行全流程在监督之下，干部履职更有敬畏心，村级权力真正得以规范。”陈黎明说。
布局：“一本账”统筹，推动重点领域关键场景大数据监督全覆盖
基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一经建成，便释放出强大的监督动能。平台全面运行后，浙江省纪检监察系统检举控告量显著下降。
有了基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建设经验，浙江省纪委监委进一步探索，把大数据监督推广至其他重点领域。
此前，数字化改革催生了一批数字应用，职能部门的核心业务集成到线上，权力行使轨迹全程记录，监督有了数据基础。因此，与基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面临“没有数据”的问题不同，这一阶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归集数据”以及“怎么利用数据”。
2022年7月，浙江省纪委监委向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发出“一本账”清单，明确发改、财政、医疗、交通等重点领域场景以及承接各场景建设的地市纪委监委，推动集中力量各个击破，同时确保不重复建设、不浪费资源。
在具体实施方面，“一本账”强调，用好“设区市纪委监委+省直派驻（出）机构”双牵头。地市纪委监委人员力量强，主导场景建设；省直派驻（出）机构发挥“贴近”优势，主攻数据归集，双方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监督模型落地。
“地方搭建的监督模型，确有效果的，我们从省级层面集中碰撞数据，统一分发，实现一地创新、全省共享。” 浙江省纪委监委信网中心负责同志介绍。以“村干部违规插手本村工程”模型为例，该模型由杭州市桐庐县纪委监委搭建，经全省碰撞，产生预警信息89条，查实率超过85%，推动查处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某村干部林某某违规承包本村项目等一批典型案例。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应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2023年5月，浙江省纪委监委发出新的“一本账”，继续指导各地更新迭代场景和模型，将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引向深入。
兰溪市纪委监委负责村级劳务监督场景更新。经过反复研讨，他们对系统做了三方面升级：增设发短信通知环节，由村民自发报名务工；合并劳务用工支付，减轻基层负担；变结果公开为务工人员选取确认、务工量、务工金额实时、全面、全过程公开，保障群众知情权。
“现在点一点短信里的链接就能报名工作，不用跑到村委会签字，方便好多。”兰溪市永昌新村村民凌斌向记者展示了5月31日手机收到的用工通知。记者扫描该村二维码，进入“监督一点通”页面，在首页劳务用工模块找到了自动推送的公开信息，招工3人、时长6月1日至11日共11天，每天每人100元等用工详情一目了然。
攻坚：多维数据“一键碰”，来自云端的精准“举报”
2022年初秋的一天，晚上8时许，浙江省纪委监委信网中心的干部聚在办公室，研讨数据建模问题。
“一起赌博的人里，除了党员干部还有谁？有没有企业主？”信网中心工作人员方声涛率先发问，这个戴眼镜的圆脸青年边说边比画。半小时前，他们对近期公安部门行政处罚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部分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经验表明，赌博背后可能隐藏着作风和腐败问题。
“调出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或者同一案卷的关联人，再进行数据碰撞。”“一起赌博的如果有管理服务对象，那交往可能不止于此。”……晚上10时许，电脑屏幕上跳出30余条预警。
第二天一早，相关预警交地方核查，多数转为问题线索。其中，丽水市某县住建局村镇建设管理处原主任郑某某被查实，除与管理服务对象高某某共同赌博外，还存在违规接受其宴请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经过调整、测试、复盘，一个新的监督模型——“公职人员与管理服务对象一起赌博”就此产生。
模型是大数据监督的核心。复杂的高阶模型，有助于发现看似规范的现象背后暗藏的“蛛丝马迹”。
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监督模型是高阶模型的代表。比如，杭州市临平区纪委监委通过多维度数据碰撞，发现某工程用便宜的机制砂代替天然砂。二者每吨差价24元，用量38600余吨，算下来以次充好差价高达92万余元。与此类似，通过分析招标代理公司业务数据异常，继而引入干部廉政档案等信息升级模型，温州市鹿城区某街道干部伙同亲属大肆收受财物问题，随核查的深入浮出水面。
建好模型，既要熟悉纪检监察业务、被监督单位行权事项，还要有大数据思维。从数据角度观察，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业务领域，其权力运行风险点可能一致。
去年，浙江省纪委监委相关处室发出“求助”，希望借大数据寻找高校领域腐败问题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协同办案部门，梳理高校行权流程以及风险高发点。关键一点是判断高校资金集中在哪里，如何到账，经过哪些审批环节，需要谁签字负责。”方声涛介绍，初步数据碰撞后，他们发现高校部分腐败问题表现与“村干部承揽本村工程”问题有内在一致，通过套用后者的建模思路，为高校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提供了有效助力。
增效：大数据赋能，织密扎牢制度笼子
实践中，主动监督、发现问题、预警纠治是大数据的“主战场”。同样，在推动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方面，大数据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先来看一组数据：浙江省村干部违规领取补贴问题预警数量：2021年，4968条；2022年，2060条；2023年，825条。
数据变化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村干部通过预警实例，知道基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能够预警发现违规领取补贴问题。“村干部违规领取补贴”是基层较成熟的监督模型，得益于村干部行权数据实时归集，该模型已实现全天候自动预警。“过去不少违纪违法干部自认为手段高明，不会被发现，心存侥幸打信息差。有了大数据监督，就像打开一盏不灭的探照灯，时刻警醒干部不要动歪心思。”方声涛说。
大数据监督既着眼“治已病”，也关注“治未病”；既精准查找点上问题，也助力推动解决面上难题。
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监督模型库”里，有800余个区域性领域性问题模型。这些模型会对一段时间内的面上问题进行分析。比如，某地不经招投标直接发包的工程超过相应比例、某社区用印审批时间明显超过各地平均时长等。发现此类异常信息，平台便会发出预警，推动相关地区查缺补漏，整改提升。
更深一层，通过大数据监督推动专项治理、完善规章制度。杭州市纪委监委在建设国企房产领域监督场景时，搭建了一个监督模型，用于发现国企违规租赁问题。在数据碰撞中，他们发现除了违规租赁，国企房产还存在较普遍的空置现象。在该市纪委监委推动下，2023年，该市国资委启动专项治理，摸排资产，建立信息系统，把失管的资产管起来。借数字化改革契机推进的大数据监督，通过发现问题漏洞，也在推动数字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
诸如此类的专项治理，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运行以来，共推动全省开展2241次，推动完善制度规范550项，不断织密扎牢制度笼子。
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开展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既是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大有可为的广阔舞台。更好以大数据赋能监督，还需进一步推动技术与业务融合，在数据归集、高阶模型搭建、专业人才建设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提升监督效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曹俊明 徐菱骏 自浙江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