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热爱古典文学，他们不仅对古典作家及其作品发表了一系列独到见解，还经常运用这些作品内容来阐明理论性问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优秀的古典文学，是所处时代经济基础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像古希腊诗人荷马留下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固然不能同后来出现的印刷厂和印刷机放在一起，但也不会随着印刷机的出现而消失。他认为，古希腊神话是“希腊艺术宝库”，是“人类社会的童年，在它发展中最美好的地方”，从这些作品中能看到古代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引用荷马史诗来阐明古希腊已有“完善的铁器、风箱、手捣臼、陶土、辘轳、油和酒的制作”。他还从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阐明古希腊妇女的地位、奴隶制状况以及当时的社会理想。
马克思恩格斯把古典文学作品看作认识特定历史时代的活的教材。在《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把诗人但丁描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同时又是近代最初的一个诗人”，认为他的作品反映了封建制度的死亡。他们把英国作家笛福塑造的人物鲁宾逊看作是“一个真正的资产者”，因为他当时贩运过奴隶，“后来有了自己的‘星期五’”，人们从《鲁滨逊漂流记》中可以看到资产阶级靠奴役剥削来发财致富的血迹斑斑的历史。
古典文学对人们认识历史起着重要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机械照搬，而是以科学的态度，批判地学习和利用。他们一方面指出大仲马的作品“缺乏思想力”，是“没有力量的”，一方面又认为其中有“一种新鲜气息”。正是秉持对事物的辩证唯物主义态度，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这些文化遗产。恩格斯晚年劝导人们，在学习一种学问时，必须“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
马克思恩格斯学习古典文学，非常注重总结其中的进步思想。马克思认为埃斯库罗斯有着进步思想，指出他的作品中“必须尽力使自己得到现世的幸福，以便帮助穷苦的朋友”这一句话包含着深刻的人类智慧。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喜欢莎士比亚的戏剧，认为莎剧表现了群众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他们劝正在从事戏剧创作的拉萨尔研究莎士比亚，并坚决反对诋毁和歪曲莎士比亚剧作的评论家。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利用，必须服务于社会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而不能为了研究而研究。马克思强调：“使死人复活起来，是为了赞扬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赞扬想象中的既定任务，而不是为了避免这个任务在现实中的解决;是为了重新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使它的幻影重新游荡起来。”他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例，表示“路德换上了圣保罗的服装，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四年的革命依次地穿上了罗马共和国的衣裳和罗马帝国的衣裳”“并不是复古，而是为了实现现代的任务”“摆脱封建的束缚”。在他们看来，对古典文学的学习和研究，目的是创造新文学和新文化。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的《序言》中用充满热情的笔调表达自己的希望：“意大利会不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马克思也指出：“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古代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出自己的史诗来?”
马克思恩格斯学习利用古典文学的态度和方法，为我们如何正确对待文学遗产，如何把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从《诗经》《楚辞》到汉魏乐府，从先秦散文到唐诗宋词，从元代戏曲到明清小说，中国古典文学所承载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价值观念、精神力量，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和思想精华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时代价值，深入探寻浩瀚文脉里的时代精神，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文学遗产、书写在文学经典里的动人文字活起来，在中国文学经典的基础上创造新经典，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建构新时代文化精神的重要力量，成为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