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红色歌谣是苏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时期，一首首朗朗上口、曲声悠扬的红色歌谣，唱遍苏区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唱出苏区百姓对党和红军的真挚感情。
“红色歌谣万万千，一人唱过万人传。”红色歌谣不仅是文艺作品，也是革命宣传的重要工具。它们反映了当时群众的生活、思想、愿望和情感，同时也传达了革命的理念和政策，起到了发动群众、鼓舞士气的作用。
开国上将李志民曾回忆：苏区百姓和红军队伍里最流行的文艺活动就是唱歌，那时候物质条件非常艰苦，歌咏活动成了重要的娱乐方式和政治工作方法。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和音乐创作人才较少的条件下，这些红色歌谣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苏区文艺工作者很快探索出一种创作方法——旧曲填新词。那是在庆祝“二苏大会”胜利召开之际，瑞金的文艺工作者唱了几首歌，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时任中央苏区教育部部长瞿秋白发现，这些曲子都是用江西一带流行的《竹片歌》《砍柴歌》等曲调，填上新词创作而成的，他就对李伯钊等人建议说，用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
一时间，民歌曲子配革命内容的创作方式被广泛使用，改编后的歌谣被赋予了新的革命内容。比如，利用传统的“十劝”曲调，改编成了《十劝亲郎革命歌》《十劝郎歌》《红军十劝妻》等。采用“十二月”歌的形式，改编成了《十二月农民苦》《十二月欢喜歌》《十二月结婚歌》等。歌谣《郎拖斧头妹拖刀》原本是一首情歌，反映了客家妇女追求爱情的决心，改编后的歌词为“有胆革命有胆当，不怕颈上架刀枪；杀去头颅还有颈，挖下心肝还有肠”。体现了革命者为了追求真理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把个人情感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中央苏区所在地有不少客家人，为了让红色歌谣更加通俗易懂、易于传播，苏区文艺工作者将客家方言、俗语等融入歌中。如《革命时调》中唱的“苛捐杂税货架高，郎打背公我心焦”，其中的“打背公”就是客家话，意思是手头拮据。通俗易懂的歌词，亲切的曲调，拉近了苏区干群的距离。
为扩大红色歌谣的传播，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出版了当时影响很大的红色歌曲集，包括《革命山歌小调》《革命歌集》等。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兴国县第十一区苏维埃政府编印了《红军歌集》，这本歌集中收录了《少年先锋歌》《红军歌》《杀敌歌》等经典红色歌谣……多方面的努力让红色歌谣在苏区有了惊人的传播效果，时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提到：苏区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唱各种革命歌曲。在革命歌谣的宣传带动下，从3岁小孩，到80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拥护苏维埃及共产党的主张。
苏区红色歌谣中，“十送”的格调在许多地方都有流传。比如，于都民歌《送郎去当兵》中唱道：“一送我的郎去当兵，革命道路要认清，资本道路郎莫走，资本家是我敌人。二送我的郎去当兵，观人处处要留心，谁真革命谁是假，莫把假来当成真……”十送郎的歌词，在这里既表现了青年男女因为革命而形成的坚贞爱情，又唱出了革命者的志向，每一次相送都饱含深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依然能够在《十送红军》的歌声中，体会到峥嵘岁月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