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在《说文》中以“躳”作为正字收入。《说文》：“躳，身也。从身，从呂。”“躬”在《说文》中属吕部，是指人的身体，表示自身、亲自、亲身。“躬行”指身体力行。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意思是说，对书本上的学问，我大概同别人差不多，但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个君子，那我还没有达到。后世学者也均看重“躬行”，将所学付诸实践。
躬行，重在亲自实行、亲自去做。一个人只有在孜孜以求的学习和实践中，才能较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并不断完善。汉代有著名的“狱中授书”故事。黄霸早年因清正廉洁被举荐为河南太守丞，本始二年，黄霸与夏侯胜因直谏获罪入狱，被判死刑，不过一直没有行刑。《汉书》记载，关押期间，黄霸想跟夏侯胜学习经术，夏侯胜以已获死罪为由拒绝了他。黄霸引用《论语》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夏侯胜为其所动，于是教他学习《尚书》，二人在狱中两年，乐此不疲。后逢大赦出狱，黄霸历任颍川太守、京兆尹，十数年间充分运用所学，治理务求宽大，又能明察秋毫，深得百姓爱戴，后获封关内侯。
读书与躬行相辅相成。读书历来被有识之士推崇备至，个中原因，绝不仅仅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如此简单。君子读书，更多的是探寻修身立德之本、治国安邦之术，如此，顺境可踔厉奋发，逆境可转危为安。
《论语·子张》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历史上博学多才之士，有的踏入仕途，躬行实践，想做一番事业;也有的“隐而不仕”，专心于做学问，在著书讲学中体味真理。“北宋五子”中便有入仕与出仕的代表。
所谓理学盛于宋，《宋史》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一同列传，五人在儒、道等领域钻研颇深，世称“北宋五子”。周敦颐曾任南昌知府、郴州知州等职，程颢曾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等职，程颐曾任崇政殿说书等职，张载曾任云岩县令、著作佐郎等职，唯独邵雍终身未仕。
周敦颐、程颢、张载在担任地方官时，不仅清正廉洁，还能在实践中发挥所学，造福一方百姓。《宋史》记载，周敦颐担任桂阳县令，“治绩尤著”，晚年移居江西庐山莲花峰下，峰前有溪，于是取旧居濂溪之名为此溪名，并以为号，世称濂溪先生。程颢担任晋城县令时，表彰善行，惩戒恶行，使人有劝善耻恶之心，老百姓爱戴他就像父母一样。张载担任云岩县令时，治理政事以敦厚为根本，询问民间疾苦，使百姓能够遵守道义。
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官，而是时时处处践行读书所学道理。张载提出“知礼成性”，看重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礼的躬行实践。程颢、程颐注重事必躬行，在圣贤书的熏陶下成为谦谦君子。程颢个人修养极高，他的门生故旧从未见其声色俱厉的样子，遇事总能很好地去解决，即使时间很仓促，也没有急躁不耐烦的样子。
相比于其他四人，一生皆为布衣的邵雍最为特殊。邵雍不仅博古通今，还行万里路，曾越过黄河、汾水，跋涉于淮水、汉江一带，周游齐、鲁、宋、郑这些古国，在学思践悟中不断丰盈精神世界。邵雍在洛阳时，虽是平民，但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位极人臣之士争相与其结交。《文子》曾说：“多闻博辩守以俭”，意思是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的人反而应该低调内敛。邵雍正是如此，他坦率平易、忠厚朴实，不露锋芒，别人与他结交久了，更加尊重、信任他。虽然他终身未仕，他的观念和思想却影响着北宋及后世，他死后获赐谥“康节”，并从祀孔庙。
邵雍之后又过了几十年，朱熹继承了“北宋五子”理学精华，成为理学集大成者。他曾说：“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益明。”意思是知道和理解得越清楚，行动和实践越扎实，进而认识和理解也就会更加清楚，这大概就是古人对躬行实践的写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