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那条蜿蜒伸向圩镇的茶马古道，是当年我跟父亲当挑夫时走过的路。如今已在县城工作的我，虽已远离了那条被荒草掩埋的山道，但它无时不在牵引着我的思绪和目光。
父亲40岁当上大队（现为村委会）代销店的挑夫工。从大队到圩镇要走20多里的山路。暑往寒来，父亲挑着担踽踽独行在崎岖的山道上。每天，他在这一头把山货挑去，在那一头把日用杂物、文具、油盐酱醋挑回，一天下来，收入一两块钱。每天凌晨鸡鸣时，母亲就起来做饭，父亲吃完饭捎上几个红薯或烙饼就匆匆赶往代销店拾掇山货上路。
1980年，我在公社中学读高中，四兄妹中只有我跨进了中学的大门。父亲总是三天两头到教室门前把零钱塞给我。站在父亲面前，看着同学们羡慕的目光，我感到心里暖洋洋的。
周末，为了挣下一周我要上交给学校的柴火费，父亲领了40斤货物让我挑回大队代销店，回校时他又打点山货让我挑到公社供销社。父子俩一前一后走在山道上，那条已辨不出原本颜色的汗渍斑斑的毛巾在父亲脖子上摇晃。那条扁担油光铮亮，沉重的担子随着父亲的脚步吱呀作响。山路九曲十八弯，我们一路前行一路汗水。父亲边走边言传身教，上山如何抬脚，下山如何抑步，担子才能不乱晃荡；如何换肩、如何呼吸顿气，跑平路如何借担子的振幅才更省力……仿佛想要我在一夜间成为像他那样合格的挑夫。
我高中毕业后，代销店销量日渐增多。父亲50岁了，上面多次提议找个壮汉来帮补。父亲都摇头，他是在咬牙拖住给我留位子啊！不久，我成了全公社挑夫队伍中文化最高的人。
有一天，天很热，山道上蝉声如雨。我们挑着担子来到那泓山泉旁，这是我们一天中唯一一次歇脚的地方，常常是喝一口山泉就赶路。
放下担子，父亲吮完一掬山泉，便盯着塑料桶里的捻子酒直咽口水。我拧开桶盖对父亲说：“喝几口吧！喝完再往桶里加点水，这酒的重量又不是一样重了吗？”父亲狠狠地瞪我一眼，指着这清澈的泉水说：“你白喝这泉水了，怎么越喝心越黑？我辛苦供你读书，就学到这鬼点子？”说完他便悻悻挑起担子赶路，把我甩得远远的。要是往常，爬上山路时，他到山顶后便会回过头来接我的担子，这回他连头也不回了。
连续三天，父亲不帮我领货交货装担子，不帮我过秤，连路也不和我一起走。第四天，父亲怒气未消，我挑一担云香竹叶来到圩镇时，他已悠悠挑着两桶煤油往回赶了。他阴着脸把两个玉米馍递给我，便低头挑着担踏上了回家的山路。
我领了60斤盐挑回来，翻过几道山梁，越走越觉得担子好沉，是不是发货员看花磅星多给我盐了？半路上，我借一户人家的秤一称，果然多出10斤盐！
10斤盐！可是我挑几担货才换来的啊！我偷偷脱下背心，用藤条绑成一个“布袋”，装上这从天而降的10斤盐，然后兴冲冲往家里赶。
天快黑了，人趔趔趄趄走在山路上。不料，扁担的一端磕到石头上，我腿肚子一软，跌倒在了刺丛里。
夜黑如墨。
父亲擎着桐油火把走上山路，他的呼唤声撕破夜幕灌进我的耳朵。这熟悉的声音，让我热泪盈眶。父亲来到我身边，他一掂起担子便说：“这是70斤的货。”常年的挑夫生涯，父亲练就了“一手准”的功夫。父亲说， 10斤盐够我们一家七口吃3个月。这10斤盐的一角钱运费我们要，但盐我们要还给公家。我们现在虽然穷，但做人绝不能心存“贪念”二字。说完，父亲拉着我的手，挑着担子大步往前走。熊熊的火把照亮了漆黑的山路。
第二天，交完货后，父亲把我带到发货员面前，让我把两块四毛钱的盐款交给发货员。父亲对发货员说，这是昨天你多发了10斤盐的钱，是小孩主动提出把钱还给你的。在发货员赞许的目光中，我看到了父亲的脸上满是骄傲。
那年，脱贫致富的春风吹绿了山村。在修筑进村公路的第一阵炮声中，我的挑夫父亲走完了他57岁的人生路。父亲对我做人的教诲永远烙在我的脑海中，伴随着我从一个无知青少年成长为国家的公务员，顺着它我便能找到前进的方向。（都安瑶族自治县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