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五四大街上，静静坐落着一座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的老式建筑。因与北京大学的渊源以及红色的外观，所以从建成至今，一直被人们称作北大红楼。
百年过去，当年的设计者恐怕没有想到，红楼的主色调——红色，也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和主调。正是在这里，李大钊等人潜心研读传播马克思主义，奋力思考“中国要向何处去”的问题；一批青年学子共沐先进思想的春风，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成长为革命的先锋和勇士；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汲取的营养，孕育了中国最早的共产党人，北京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在这里诞生……从这里传播开去的火种，点燃了革命的火炬，最终使中国发生巨变。
踏入红楼，一层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沿着楼内东侧长长的过道一路走去，能看到两侧门的标牌上标注着书库序号，这是按照当年旧貌复原的门牌。
1918年1月，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一层东南角的119号房间，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分内外两间，内间为办公室，外间为会议室。内间布局十分简单，一张办公桌，一个转椅，两组玻璃书柜，一部老式电话。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本泛黄的台历，时间停留在了1919年。
在那时的红楼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是文科学长，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中国共产党未来的两位主要创始人同在一座楼里共事，注定了红楼将要走上历史的舞台。
坐在不大的办公室里，李大钊思考着伟大的命题，思考着中国的命运，摸索着如何点亮黑暗的中国。他接连撰写《Bolshevism的胜利》《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并振臂高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深远的影响。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图书馆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红楼一层西侧是第二阅览室，即新闻纸阅览室。当年在这里，有踱步思考的教授学者，有认真阅读的青年学生，有相互讨论的同志好友。而就在阅览室入口处的小办公桌前，一个操着南方口音的年轻人，忙碌地为大家办理借阅手续——他便是担任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在红楼工作的日子里，青年毛泽东不但有了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接触的机会，更有了难得的读书、看报、参与社团活动、听取各类演讲的机会，使他“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自1920年起，李大钊率先在北大文科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这是中国大学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正式列入课程。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决定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名叫“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研究会一开始是在秘密状态下成立的，主要活动包括搜集和翻译马克思主义书籍、分组分专题进行研究、举行定期的讲演会、讨论会和不定期的辩论会等。校长蔡元培大力支持研究会的活动，从北大借了两间屋子给研究会做活动场所，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图书室。他们给图书室名副其实地取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即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的译音。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得以在北京大学及北京各高等学校的青年学生中迅速传播，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便是为北京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春，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同时在北京和上海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同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在北京，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的外间会议室，正是当时筹备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联络处。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当时，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薪俸中捐出80元，作为小组活动经费。同年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
共产党北京支部的很多党员，正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由自由的学术团体开始酝酿，并经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或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分化，最终形成强调严格纪律、严密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北方的传播。
在加强自身发展的同时，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努力帮助各地开展工作，建立党、团组织，对于各地建立革命组织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此，革命的种子播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运动生机勃勃地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
一百年前，先驱们在红楼敲响了钟声，唤醒了一个时代。今天，穿过熙熙攘攘的五四大街回望，红楼无声，红楼如故。然而透过红色的建筑外表，仿佛还能看到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流下的鲜血，看到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高高飘扬的红旗，看到井冈山上正在燎燃的星火，看到战士们帽檐上的红五星……这栋建筑曾经激荡起的历史风云，依旧清晰而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