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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4-15 14:16:27      作者:佚名 来源:云南省纪委省监委网站

  

  

  位于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的于成龙故居,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内现存三座院落,分别为于成龙父亲于时煌、于成龙兄长于化龙及于成龙本人旧居。山西省吕梁市纪委监委 供图

  

  于成龙画像(资料图片)

  提到古代循吏干臣,清初于成龙(1617—1684)必有一席之地。他45岁入仕,从知县做起,意志坚定,笃行务实,政声卓著,三次被举“卓异”,终成一代封疆大吏。于成龙为官二十余载,深受当政者器重和百姓爱戴,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后,“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于成龙可以说是古代为官者的典范,而他能够有此成就与其秉持的为人处事之道密切相关。

  见利勿趋见害勿避

  《论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于成龙深受儒学义利观影响,重义轻利。明崇祯十二年(1639),于成龙在家乡山西参加乡试,正榜没有考中,但以副榜贡生身份取得吏部铨选资格。有人劝他,可以花点儿钱财,通通门路,补个好缺,他断然拒绝,认为这样不但会陷别人于危境,也违背自己的天理良心。

  此后直到清顺治十八年(1661),于成龙才有机会出仕。他被选去广西罗城做知县,要知道罗城那时还是蛮烟瘴雨之乡,北方人光是气候就很难适应,再加上这里刚平定不久,治安混乱,此前清廷派遣过两任知县,一位连同其家属、随从悉数殒命,另一位上任不久即弃印逃亡,罗城环境之恶劣可以想见。但就是这样远见不到荣华富贵、近有生命之忧的地方,别人避之唯恐不及,于成龙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慷慨赴任。

  于成龙在担任福建布政使时,经常有外国贡使赠送礼物,他悉数摒绝。后来有人送他名贵香料,他也只是闻一下就物归原主。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但是面对义与利的选择,于成龙不会谋求“非义之利”,更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见利忘义,“放于利而行”。

  坚持“义以为上”是他一生所秉持的处事原则,即使身居罗城这样的“极苦”之地,他也能够很快适应,“居之久而不为苦”。在别人看来,这或许是甘于淡泊,但对于成龙而言,此“苦”不过是居所破旧、布衣蔬食罢了,很快就能习以为常。这种不以苦为苦的态度是对“非义之利”的淡然,也是对君子之义的坚守。

  万物皆有两面,“苦”与“不苦”只在一念之间。王阳明当年被贬偏远之地贵州,才有了后来的龙场悟道,心学创立。于成龙以之为榜样,几年时间将罗城治理得“时和年丰,盗息民安,官民亲睦”。在这种境遇下还能做出如此成绩,不但百姓对他感恩戴德,也让上级对他刮目相看,于成龙因此成为当年广西官吏考核中唯一的一名“卓异”,为他今后的仕途开了个好头。

  可以说,见利勿趋、见害勿避是一种德行,也是一种勇气,于成龙正是凭借着它,才能够义无反顾、坦荡磊落。

  方而不割廉而不刿

  “方而不割,廉而不刿”,语出《老子》,大意为方正但不孤傲,清正廉洁但能够宽厚包容。于成龙一生都在践行这八个字,为人处事既坚守自己的正直和原则,同时也注重审时度势,豁达圆通。

  “方而不割,廉而不刿”表现在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上。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能够反求诸己,遇到问题首先检讨自己,而小人则将责任归咎于其他人。

  于成龙处处以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当年初到罗城,身体羸弱,处境艰难,而身边的仆从却因忍受不了这里的环境而“群谋为归计”,他非但没有加以阻拦,反而“叮咛各自逃生”。只有一位叫苏朝卿的义仆留下,其余掉头不顾。之后家里送来的仆人生病,他又派苏朝卿护送其还乡,结果罗城只剩下他孤身一人,“生死莫能自主”。落魄之时,仍能替他人着想,不累及别人,哪怕置自己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于成龙的宽厚大度可见一斑。

  于成龙生活节俭,衣则求暖,食则求饱而已,对自己吝啬,但是对别人却慷慨大方。康熙八年(1699),于成龙升任黄州府同知,驻麻城歧亭。忽值饥荒,歧亭一周姓世家,八月未至而炊烟断灭,妻子儿女啼哭不已,于成龙便用自己的俸银买稻米两石送至其家。而此时于成龙所食不过糠粥而已。所谓糠粥,就是将糠皮炒干磨成粉,撒在稀饭中同食。古语说“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于成龙的“薄己厚人”让他心底无私天地宽,这也是他成就事业的强大精神助力。

  “方而不割,廉而不刿”还表现在他处理问题时注重“度”的把握上。他一向清廉自持,不受贿赂,但在罗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罗城,百姓感激他的付出,又心疼他过得清苦,在缴纳钱粮时常会多带几枚铜钱,顺手放置于其案牍。于成龙一定不收,百姓一定要给,于成龙遂象征性地收取四文钱,大致相当于市场上一壶劣质酒的价格,并且声明只此一次。

  他心中的“度”可以视作“方”“圆”的结合。“方”是准则、是态度,是做人的脊梁,“圆”是技巧、是方法,是处事的锦囊。他明白方中有圆,圆中有方的道理,“方”让他立场坚定、态度坚决,而“圆”则让他自然融通、大度宽容。

  四文钱不多,但承载的却是无价的情义;四文钱不少,它代表了于成龙的处事之道。正因为于成龙懂得情理兼顾、以诚待民的道理,故而能够赢得百姓的信任和爱戴,昔日以民风顽悍著称的罗城被他治理得“官民亲睦……如家人父子。”

  于成龙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于成龙曾被任命为乡试外帘官,别的官员都是美服盛饰,只有他敝衣破履地站在人群中间,有人故意刁难嘲笑,他皆不予反驳,且泰然自若。显然在服饰这个问题上,于成龙既不会因为别人的想法而改变自己,也不会对别人的行为评头论足,他在保持自我的同时又尽量与社会、与他人达成和谐。

  不止同僚,与友人相交时,于成龙也不会求全责备。黄州灾荒,适逢友人拜访,于成龙以糠粥招待,友人见食物粗鄙,罢箸不食。于成龙没有道德强迫,也没有理论说教,只是和风细雨地解释:糠粥虽少见于官吏之门,却是穷人家的便餐,他日做客府上不以糠粥招待,就罚你赈济灾民!朋友听了,不仅没有觉得于成龙怠慢,反而对他的清廉极为佩服。于成龙用这种不失幽默亲切的方式,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又让别人避免了尴尬,同时还劝其为善,其处事智慧令人钦佩。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同样语出《老子》,大意是耿直而不轻狂,能力出众却不张扬,这也是于成龙一生都在遵循的处事之道。

  “直”是真诚,是率直。子思说:“诚者,自成也”,“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真诚是社会交往中最好的润滑剂,是成己成人成物的法宝。

  在广西时,巡抚金光祖脾气暴烈,对下属态度严苛,动辄还会骂人。于成龙在他手下做事,自然少不了挨骂。不过他性急且硬,经常会和金光祖据理力争。几番交锋过后,金光祖不但没有记恨,反而觉得于成龙是个有想法、有能力的属下,而且率真坦诚,值得信任,于是常邀他一起讨论国计民生。

  湖北巡抚张朝珍也因为于成龙的直言不讳而对他青睐有加。一次,张朝珍收到情报,说武昌城中一大户人家私藏兵器,准备和吴三桂里应外合围攻武昌城。这是叛乱大事,张朝珍打算立即派兵抓捕。于成龙知道后,冒着贻误军机的风险力行劝阻。他认为,武昌城中的大户多半已出外避难,留在宅中看守的不过几个仆从,家中若有武器也不过防盗自卫之用,不若先派人调查再行处置。张朝珍听取了他的建议,最后果如其言。

  值得一提的是,于成龙虽然以直待人,但从不傲慢自大,肆无忌惮。在被金光祖倚重后,他在金光祖面前较之从前更加恭敬有礼,对方的提问,他了解的会说得深入细致些,不太了解的,会说得宏观约略些,但绝不说些没有根据的话。而且他们谈论的内容也多限于政务,于成龙并不利用上级对自己的偏爱而对政事之外的人与事妄加评判。

  在黄州,于成龙“以文吏而擅武略,屡著奇勋”,取得耀眼的成绩之后,他行事愈加低调。于成龙在黄州两次平乱,立下汗马功劳,上级要为他申请奖励,但他无意加官晋爵,而是以老母景迫桑榆为由辞官回乡,未获批准。不过他善用谋划的声名已经海内尽知,当时正逢三藩之乱,许多省份的总督、巡抚或者其他官员写信向他请教用兵计谋,于成龙不论对方官级大小,一一悉心回复,虽然回答的可能不算尽善尽美,但均谦虚谨慎,语出肺腑,知无不言,因此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作为一名卓尔不群的干将能吏,于成龙自然也会招来别人的不满和嫉妒。如康熙十七年(1678),他离开湖北,升任福建按察使,因为升职过快,风头过健,得罪了一些人,以至于他的离任手续迟迟办不下来。空闲之时,他也会发几句牢骚,但很快调整好心态,耐心细致地与时任湖北布政使徐惺沟通,为他出谋划策,减轻工作压力,提高办事效率。不仅如此,他还委婉地劝说巡抚张朝珍不要苛责徐惺的延误之失。徐惺对他很是感激,临别之时作诗相赠。对于其余为难过他的人,于成龙也秉承爱人以德的处事原则,从未公开指责,更没有深入追究。

  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于成龙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但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屡屡突破困境,向风而行。康熙二十三年(1684),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病故。著名学者戴震在编修《汾州府志》时撰写了于成龙的传记,赞其“清严忠直,勤劳治事,官吏无不敬畏,归于廉慎”,其为人处事之道,要在廉慎二字。(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徐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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