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我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7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出自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意即研究经典，可以证验天下的是非；征引史实，可以明白古今成败之因由。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官修丛书，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前期的历代主要典籍，以收书规模之大，涵盖范围之广而闻名于世。按古代传统分类法，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
四库之“经”，即儒家经典著作，集中阐发儒家的价值观。《四库全书总目》指出：“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自汉武帝时期以来，儒家文化超越诸子百家，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所以儒学被尊为“经”——经，本义为古时织布中所使用的纵向的、恒定不动的经线，引申为表示标准、恒常；能被归为“经”的内容，就是普遍认可的“公理”，是判定天下是非的准则，在人们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权威性，是一切认识的出发点，故言“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
四库之“史”，便是史籍。经部的儒学，是指导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是抽象的理论；而史部中的记述，便成为了印证儒学思想的史实。因而“经”与“史”的关系，是“理”与“事”的关系，理从事出，事以证理；“经”与“史”相互论证、互为佐证，阐述着兴衰成败的经验得失，总结着社会发展的恒常规律，此即“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
在传统文化知识体系中，一说起经史子集，就基本在学术意义上涵盖了全部内容，而这之中，最为重要的是经和史，二者紧密联系，写“史”也是论“经”。
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历史上很多大史学家，本身就是思想家、政治家，譬如《史记》里的“太史公”司马迁、《资治通鉴》里的“臣光”司马光。秉笔直书的历史记录，留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而同样可贵的是传统史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经世致用的思想。从历史中获得的爱国主义、民本思想、忧患意识等治国理念与方略，为历代为政者提供了有益借鉴。
传统中有我们的精神基因，文化中有民族的志气底蕴。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就高度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东汉班固的《汉书》中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意即说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思想，多次引用这个成语并赋予新意。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探讨中国向何处去、怎样引导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之路时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1941年5月，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解答了什么是“实事求是”，对这一古老成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作出新的科学解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使之获得了新的强大生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带领中国人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用真理力量激活古老文明，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表现形式和生命活力，在守正创新中开拓中华文化发展新境界。
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典文化塑造时代精神、推动社会发展，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可以品读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可以品读出“革故鼎新”“贵和尚中”“天人合一”等历史智慧；从“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粮食多了是问题，少了也是问题”的谆谆叮嘱中，可以看到“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的清醒……不仅为推进新时代伟大复兴事业注入强大思想力量，也为破解全球性问题、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站在中华五千年文明高度，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走自己的路因而有了强大底气。（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