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到福建宁德，习近平同志就扎进基层开始调查研究。到任不到3个月时间，他走遍宁德地区下辖9个县，经过调研为闽东初步确立了发展思路。图为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新貌。（福建省寿宁县纪委监委 供图）
近日，《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正定足迹》《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干在实处 勇立潮头——习近平浙江足迹》《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习近平上海足迹》四部系统记述习近平同志地方工作经历的图书，正式出版发行。
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四部图书中详细介绍了他在正定、福建、浙江、上海四地工作期间开展调查研究的经历与做法。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有助于我们做好新时代的调查研究工作。
本期嘉宾
康振海 河北省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
傅慧芳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
陈柳裕 浙江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郭庆松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
记者：根据书中记述，习近平同志在正定、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间，是如何重视并身体力行开展调查研究的？
康振海：习近平同志到正定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下乡调研，想方设法了解群众生活怎么样、老百姓的收入怎么样。在正定工作期间，他走遍了全县25个乡镇、221个村。这一时期正定形成的许多文件和重大决策，都跟调研有关系。
书中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习近平同志专门给正定四大班子领导写信，要求大家脱身冗务，着眼于基层，着眼于实际，“凡事务求贯彻。到基层调查，要一下到底，亲自摸情况，直接听反映，寻求‘源头活水’”。在他的带动下，调查研究之风从县委大院兴起，全县机关作风焕然一新。
傅慧芳：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同志曾说“谋于前才可不惑于后”，提倡“做县委书记，一定要把下辖的村走完；做市委书记，一定要把乡镇走完；做省委书记，一定要把县走完”。
1988至1990年，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一有时间就到乡村调研。宁德是当时中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为深入“最犄角旮旯的地方”，他经常一连数日坐着吉普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遇到不通公路的偏远山区，他就踩着泥泞湿滑的危险山路徒步进去。他反复强调，只有通过调查研究，努力掌握全面、真实、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才能真正掌握客观实际中的“实事”，做到耳聪目明、心中有数。
陈柳裕：习近平同志刚到浙江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为了尽快掌握全省情况，花了大量时间来调查研究——2002年10月至2003年1月，他给自己布置的“到11个市都跑一跑”的任务就已经完成，到2003年7月省委全会召开前，他已经走过全省11个市、69个县（市、区）和大部分省直部门、单位。
以上率下，努力推动全省领导干部开展调研。2003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十，浙江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习近平同志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季怎么开局，我们选了调查研究这个形式，从转变作风入手，解决全局性的重点问题。会议讨论通过了《2003年省委、省政府领导调研计划及有关重点工作》和《关于推进调查研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后者对加强调查研究作出制度规定：省级和市县领导班子成员，每年分别要有两个月和三个月时间下基层调研，主要领导要自己动手写一至两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领导干部要在基层建立联系点，省级领导干部每年至少到联系点两次，市县领导干部要与基层点保持经常联系。
郭庆松：在上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走遍了全市当年的19个区县和各主要部门，走访了街道、农村、企业、学校、“两新”组织等各类组织和机构，涉及党政军群团和教科文卫体等各个领域。
七个多月里，习近平同志每次调研的重点可能有所不同，但党建和民生是必谈话题。他十分重视党的红色基因传承，在调查研究中对党史上的重要纪念地十分关注。来上海不到一周，他便来到中共一大会址和二大会址，悉心听取介绍，对展厅内各种史料看得非常认真。到虹口区调研时，他特意来到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要求把四大纪念馆建造好，把史料征集好，重视党史研究工作。他在跟上海的干部交流时曾指出：“上海有一大会址，还是二大、四大召开地，革命传统是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凝聚人心、激励向上的一种精神动力。”
调查研究要深、实、细、准、效
记者：书中记载的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的调查研究中，有哪些方式方法或特点值得我们深入学习践行？
康振海：始终深入群众。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从不在办公室闲坐，他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深入田间街头，与农民拉家常、交朋友。他办公室的门始终对群众开放，群众可以随时来谈事，群众的来信来访他都认真对待、认真解决。正如他所强调的，“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具有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当深入正定农村调查发现农民负担过重的现实情况后，他坚持实事求是，顶住压力向上级争取核减征购粮指标，“宁要百姓的好生活，不要北方高产第一县的桂冠”。
注重方式方法。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不仅注重调查研究，而且善于调查研究，讲究方式方法。他创新问卷调查和现场接访的调研方式，在大街上摆桌子，向来赶集的群众发放民意调查表，现场处理、解答群众问题。他召开不同类型座谈会，组织外出参观学习，广泛接触群众，全面倾听声音。他致信邀请大学生暑期返乡做农村调研，通过他们了解最真实的情况。这些调研方式，既能真正了解群众诉求和实际情况，又加强了党群干群的血肉联系，取得很好的效果。
傅慧芳：把调研重心放在困难地区。习近平同志经常强调，搞调研特别要到落后地区去，到“老少边贫”地区去，了解那里群众的呼声和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他踏足的一些非常偏远和闭塞的山村，很多长期没有县级以上干部进去过。比如，他不辞辛苦到了有“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之称的下党乡调研，当翻山越岭步行几个小时抵达下党村时，“受到最为热情隆重的欢迎，乡里百姓说他是‘到过这里最大的官’。”时至今日，他“三进下党”仍为百姓传颂。
始终坚持先调研后决策。他强调“没有调查就不要决策”，认为结论应当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决策前的调查、分析、论证上，以寻找和选择最佳的决策方案。1985年6月，习近平同志到厦门报到的第三天，就带队下乡调研，对于“三农”工作，他做到了“心到”“人到”“工作措施到”，在厦门三年，最偏僻、最贫穷的地方都去过了，每到一处，都结合当地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推动工作的开展。
陈柳裕：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同志曾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一文。深、实、细、准、效的要求，其实质也是搞好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深就是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到田间、厂矿、群众和各社会层面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实就是作风要实，真正做到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细就是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深入分析问题，掌握全面情况。准就是不仅要全面深入细致地了解实际情况，更要善于分析矛盾、发现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规律性的东西。效就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切实可行，制定的政策措施要有较强操作性，做到出实招、见实效。
习近平同志始终强调，调查研究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切入点和重要环节。他务实的调研作风一直有口皆碑：只是“去过”不能算数，必须有明确的主题，做好充分的准备，安排专门的时间，沉下心来蹲几天，并且要有成果。每一次调研，除了相关的必要人员外，一直坚持轻车简从，不搞层层陪同、不带框框，既到条件好、发展快的地方，也到问题多、困难大的地方。
郭庆松：注重服务于重要决策和重大战略。比如，2007年上海正处于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同志敏锐注意到，产业结构是事关上海未来发展的一大关键，为此作了大量的调研和思考。从服务业初步集聚的中心城区，到郊区的各大制造业基地、特色农业基地，他一路走一路看，通过深入的调研、观察和分析，他提出三二一产业共同发展、融合发展的观点，成为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据。
形式多样，注重实效。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的调研，既有组织安排，也有自己要求的；既在上海本地，也到江苏、浙江等外地；既到职能部门又深入基层一线，既到政府部门又去办事窗口，既到城市社区又去乡间田头，既进行实地察看又听取汇报交流，既对话领导干部又深入普通百姓，既接受上访又带头下访，既听情况、提问题又谈看法、提要求，既有座谈、访谈、咨询、谈心、谈话的形式，又有开工作会、专题会的方式。调研中，他不讲排场、很接地气，工作上的事情都是以探讨、商量的口吻和大家交流，与平时工作结合得很紧密，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听到真话、看到真相，而且有利于发现问题、推动工作。
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记者：根据书中记述，在取得大量调研素材后，习近平同志如何提炼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又如何将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工作的实际举措、取得实际效果？
康振海：开展调研不是目的，而是要发现问题症结，开拓工作思路，制定工作措施，谋得工作实效。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坚持摸实情、做实事，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他立足正定区位优势和发展实际，在赴先进地区实地学习和对正定商品经济现状、前景开展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新思路，主持制定了相关方案，推动正定实现了不丢城、不误乡、利城富乡。他深入调研企业单位人才短缺的困境，经过反复探讨和细致谋划，主持编制了“人才九条”，为正定经济社会发展招揽了大量人才。此外，开大包干先河、发展旅游产业、制定“六项规定”等，习近平同志都是在深入实际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坚持把真实情况摸排清、把问题症结分析透，并制定切实可行、有针对性的措施，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
傅慧芳：调研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习近平同志在开展工作中不仅重调查，更重分析研究和成果转化。例如，为适应厦门经济特区扩区、探索实行自由港政策的需要，他组织100多人做了发展战略的研究，围绕对台问题、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建设自由港的经济特区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21个专题调研，写出几十万字的调查材料，历时一年半，牵头编制出台的《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成为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在福州，习近平同志全民动员、问计于民，万人答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十易其稿，科学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的发展目标。
陈柳裕：从书中可见，习近平同志对浙江长远发展的整个战略思路，就是在调研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最终形成“八八战略”。例如，在调研中，他看到了浙江块状特色产业的优势和不足，看到了产业发展演进规律和信息化带来的机遇，提出要以“腾笼换鸟”的思路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勇气，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正是在他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指引下，浙江的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逐步从“低小微”转向“高精尖”，以“高质量”取代“高增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是习近平同志2005年8月15日到湖州安吉调研时，在天荒坪镇余村一次和村干部的座谈时提出的。那次调研主题原为民主法治村建设，但后来他和村支书的对话转到了生态保护上，近两个小时，为余村的未来发展把脉。九天后，他在“之江新语”专栏发表了评论文章——《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关于这个观点他有比较深入系统的思考，在下乡调研时经常勉励大家“在选择之中，找准方向，创造条件，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得益于这一理念深入践行，浙江发展模式出现了重大转变和提升。
郭庆松：调查研究包括调查与研究两个环节，光调查不研究，不会有规律性认识和理性成果，光研究不调查，结论的基础肯定有问题、可信度也不高。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把上海未来发展“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思考和谋划”。“四个放在”是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并获取大量素材的基础上研究提炼的上海发展的基本定位，是上海通往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路上一切工作的基点。如今，“跳出上海看上海，立足全局看上海，在服务全国中发展上海”，已成为上海干部的一个重要方法论。
足迹
下乡经常要走土路，好走点的是有人管理的沙土路，还有很多土路没人管，坑坑洼洼，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习近平行走其间，丝毫不以为苦。他骑着自行车，奔波在乡间田野，穿梭于滹沱河的南北两岸。他对身边的同志说，骑车有三个好处：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接近群众，三是节约汽油。
下乡路上，他和同行的人有说有笑，还常常问这块地是哪个村的，那个砖窑归哪个村管。他说，县领导必须充分掌握基层情况，这样才能分类指导。
——《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正定足迹》
到厦门报到的第三天，习近平就带队下乡调研了，第一站选择了同安县。这让时任同安县县长郭安民既惊讶又高兴。当时的同安是个很落后的农业县，需要靠市财政补贴支持。
后来，习近平常到同安，次数多到郭安民都记不清了，但郭安民记住了一个细节：习近平每到一个地方，都与大家一起坐小板凳，和群众亲切交谈。当地人喜欢泡茶，茶杯因常年使用，有一层黑黑的茶垢，他毫不介意地跟大家一起用黑茶杯喝茶。“近平同志这样做，一下子就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
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还在这次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给大家出了七个调研“题目”：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关于建设经济强省、打造文化大省、推进依法治省，关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关于“北接上海、东引台资”，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以上七个方面的问题，都是涉及浙江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的全局性大问题，需要在今后调研工作中进一步具体化。”
而这些“题目”的大部分内容，都能在之后习近平提出的“施政纲领”中找到呼应之处。可见，浙江接下来要如何发展，此时的他已胸有成竹。而这些思路到底行不行，还得在调研中进一步验证和完善。
——《干在实处 勇立潮头——习近平浙江足迹》
如果梳理一下习近平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的足迹，可以发现，他的调研工作范围很广，不仅走遍上海19个区县，还去了不少单位、部门，更重要的是，他去调研的地方，都经过精心选择，有一根主线非常清晰——与中央对上海的要求、与国家战略在上海实施相关的点，他一定要去走一走、看一看。
——《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习近平上海足迹》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郝思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