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我与市纪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同坐一趟公交车上班，大家喜欢聊以前部队的故事。当聊到转业之后工资待遇问题时，我打趣说：现在工资比部队时少一半，房贷压力大呀！”
他想了想对我说：我们市纪委有一位退休干部，她是老红军，组织有什么活动，只要能走得动都积极参加。但是，她从来没有给组织提过任何要求，直到她的子女办完她的后事，将材料送来市纪委工会，我们才知道她已经过世，并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后来，我们几位同志去了她家，发现她身前依旧住在不足60平方米老旧房子中，条件简陋，这让人很难想象一位厅级退休领导干部就住这里！”听完他说的话，我顿时觉得自惭形秽。
这也激起了我想了解这位退休领导的浓厚兴趣，她是谁？她有怎样的故事？经过查找资料和与退休老干部咨询，我慢慢开始了解她的一些情况。
她叫蒋奎，广西全州人。1937年10月，在全民抗日救亡热潮的推动下，桂系当局调遣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同时，为了适应广西青年学生请缨抗日救国的强烈要求，组织了近300人的广西学生军随军北上抗日做战地服务工作。蒋奎同志作为当时桂林的进步青年参加了学生军，并在广西学生军中的中共党员带领下参加新四军，于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7月，新四军四师发生了凭空炮制的托派”案件，蒋奎同志在淮南根据地被停止工作，接受审查，被错误处理。在被关押审查处理期间，蒋奎同志与其他被审查处理的50多名党员和进步群众，一方面，出生入死，忍辱负重，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致死也决不离开革命队伍，一心要以自己的先锋模范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另一方面，积极通过多种途径，向党组织申诉，请求党组织重新审查托派”案件，给予平反昭雪。1943年至1945年，新四军和淮南、淮北区党委、盐阜地委举办的整风轮训队确认此案有错误，对每个涉案者进行个别审查，分别作出平反结论。蒋奎同志在平反后，向时任新四军锄奸部副部长梁国斌提出：现在不可能做全案平反决定，那就先在我们锄奸部门内部总结经验教训嘛！为什么会造成把革命同志当成反革命，把共产党员当作托派？使同志们在今后工作中吸取教训，也是非常有益的。”梁国斌很沉痛地说：唉！是啊，主观主义害死人呀！”
全国解放后，由于没有对托案”进行全案彻底平反，因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同志又因当年托派”案件而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和打击。其中，蒋奎同志的爱人赵洪滔同志(广西全州人，1937年从桂林到达延安陕北公学参加抗日，后从延安分配到新四军四师)也因被摧残成疾而不幸离世。1984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全案予以彻底平反。这起历经43年之久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昭雪。
蒋奎同志在离休前任中共桂林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但是我在找其他老干部了解她的情况时，大家都只是知道她是老红军，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对同志们特别的关心，却对她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往事了解甚少。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我对这位老红军、老领导更加钦佩！从她身上我真正看到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当她在冤案中被审查、被错误处理时，她选择相信组织，对组织不离不弃，继续忍辱负重为革命事业舍生忘死工作；当她的爱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和打击不幸离世时，她依旧选择相信组织，直到组织给他平反昭雪；在到市纪委工作后，她勤恳工作，从不提及个人往事；在生命最后一刻，她立下遗嘱，不给组织添加麻烦，不开追悼会！
正如那首诗：
依依话别延河边，
窑洞灯光在眼前。
此去敌后显身手，
国难当头何所求。
难道这不正是我们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最需要的精神吗？（桂林市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