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

　　记者：回顾百年党史，不少人都听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石仲泉：陈独秀比李大钊大10岁，可谓老大哥。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活动，1901年蹲过大狱，此后创办《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不过，陈独秀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要比李大钊晚半年到一年。因而，他对李大钊非常敬重。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先驱者们无论考察西洋还是留学东洋所获得的这个理论、那个方案都不能真正拯救中国出水火。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就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改造中国。

　　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是我们党牺牲最早的主要创始人。他于1889年出生，只比毛泽东大4岁。李大钊那八字胡的造型早已深入人心，但其实他的内心充满青春之火。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述李大钊的金句：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洪流中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青春乐章。

　　陈独秀是“天生的”宣传鼓动家和革命活动家。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因起草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1920年春，他因宣传改造社会而在北京不能住了。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城一直到天津，最后将陈独秀送上开往上海的火车。途中，两人讨论了建立共产党组织问题，即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由来。

　　对于这段佳话，罗章龙曾作诗赞誉：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李大钊笔名）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还有进步青年称颂：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

　　可以说，百年前党的诞生，陈独秀、李大钊发挥了别人难以起到的特殊“助产”作用。

　　记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为何都没有出席党的一大？

　　石仲泉：他们两人当时分别是京沪两地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但都因有“公务”没能与会。

　　那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并在进行某些教育改革，离不开；李大钊因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的一些具体事务，亦不能与会。因而，京沪两地都改派别的代表出席。

　　陈独秀派去的代表是带着他的四点意见参会的：一是发展和教育党员，二是注重组织纪律，三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四是争取群众夺取政权。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体现了他的这些思想。

　　陈独秀尽管没有出席会议，但被大会选举为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局的书记。从革命资历、活动能力、社会影响等来看，这个职务非他莫属。后来，由于主客观方面原因，他在大革命危急关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是他的悲剧。

　　没有丝毫教条主义和书生气

　　记者：青年毛泽东与李大钊、陈独秀有过怎样的接触？

　　石仲泉：从1918年到1920年，毛泽东同志两到北京、辗转上海，许多新思潮对他有很大冲击。他与李大钊接触甚多，也拜访过陈独秀。经过对种种主义加以比较，最后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感慨：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他谈“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11月，毛泽东开始在长沙建立共产党组织。他是这样自述当年心路历程的——我在组织共产党的工作中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记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是“教条主义者”。

　　石仲泉：对的。毛泽东有一个极大优点，学习马列著作的领悟能力超高，没有丝毫的学理主义、教条主义和书生气，而把书完全读活了。

　　毛泽东研究革命问题，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独立思考，不去背书搬本本，不盲目执行指示。在大革命紧要关头的八七会议上，他鲜明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在领导秋收起义队伍攻打长沙不下之际，他毅然决定掉转枪头、带领队伍上井冈山，开辟了我们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在坚持井冈山斗争一年多后，毛泽东又下山转战闽西、赣南，创建了当时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并在严酷的反“围剿”战争中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在反思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教训基础上，我们党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而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于是，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总结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实施正确的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等，使我们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实际核心，在赢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面临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的情形，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军队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也为实现富国强兵、复兴中华奠定了历史基础。

　　走向“富起来”的四个坚持

　　记者：您曾参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工作。对于新中国的“前30年”，是不是感触很不一般？

　　石仲泉：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情特殊和缺乏经验，也由于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和紧张的周边关系，在理论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很大局限，在制度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还不是很健全，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也经历了曲折和挫折。

　　尽管如此，在不长的时间里，新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研制出“两弹一星”等，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同时，我们党通过总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外交和党的建设诸多方面形成了不少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丰富了治国理政思想。

　　这些硬实力的巨大成就与软实力的重要经验，让新中国站立得更加挺拔，也为改革开放走向“富起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记者：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密码是什么？

　　石仲泉：我们党的政策都是公开的，从这方面说不存在什么“密码”。如果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怎样从“站起来”到开始“富起来”有什么经验的话，那么这种经验性“密码”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始终不动摇。

　　党的十三大指出，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确认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先解决工业化、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任务，时间至少在百年以上。这是不可逾越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基于这个认识，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个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我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富起来”的根本原因。

　　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并使其体制机制愈益健全和完善。

　　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海神针”。此后历次党代会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由此，我们得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三是坚持协调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等各种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显现出来。原有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正常现象。

　　为此，我们党不仅坚持和拓展“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思想，而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发展理念贯通起来，注重避免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起大落、畸轻畸重、顾此失彼、舍本逐末，强调让人民对改革的红利有更多的获得感，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

　　四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

　　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富裕，除了内部因素外，还要有安邦睦世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作为首要任务。这是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重要外部条件。

　　这四个坚持或者说四条经验，主要是由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和坚持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丰富发展的。

　　开始由大向强“关键一跃”

　　记者：在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征程中，我们党交出了怎样的新时代答卷？

　　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个重要的标识就是走向“强起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最重要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强起来”。

　　在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基础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进一步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成为全球经济第一大增长引擎。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过100万亿元大关，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二是民生福祉不断“强起来”。

　　比如，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提前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

　　又如，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是世界上中等收入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我国在较短时间以较小代价，阻遏住百年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这在世界抗疫史上极为罕见。可以说，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大国。

　　三是国防军事力量不断“强起来”。

　　比如，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实现人民军队力量体系的革命性重塑；大力加强全军思想政治工作，人民军队政治生态得到治理；坚持科技兴军，加快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由此，国防和军队建设水平大幅提升，国家安全全面加强，人民军队开始由大向强的“关键一跃”。

　　四是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强起来”。

　　比如，共建“一带一路”得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和参与。至2020年底，我国累计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202份共建合作文件，开展超过2000个合作项目。

　　又如，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秩序，大力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3月，这一新理念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五是党的力量更加“强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反腐败斗争，在理论上提升了党的建设规律认识，在实践上更加巩固了执政基础。同时，进一步强调思想建党、制度治党、作风强党，以全面从严治党这场伟大的自我革命校正前进航向。这是走向“强起来”的根本保证。